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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媒连线·共富看浙里丨光明日报刘文嘉:驶向共同富裕的文化大巴

4月末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期间,光明日报记者曾捕捉到一个场景:数辆写着“汽车图书馆”几个大字的蓝色大巴,载着万余册图书,不断往来于浙江温州的社区、乡村、学校之间,给老幼、城乡“送借阅”。一问才知,这些车来自温州市图书馆,已经跑了八九年,借出过30多万册图书了。

这个新闻看似小,却别有意蕴。看看网上,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,刷屏的都是这些“大新闻”:浙江一季度经济增速,浙江千亿县大PK,中国财力四强省份浙江升至第二……也许我们需要引用更多的数据表,才能明白这些小小的流动图书馆的意义。据智库机构的统计,浙江的人均拥有图书数量、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、年度书刊文献外借册数三项指标,都居于全国各省(区、市)前三。值得注意的是,因为各省(区、市)人口基数和历史传承大不相同,因此前三甲中的省份名单不断变化,只有浙江,是连中三榜。

把这些文化数据和前面那些“大新闻”连起来看,什么感觉?似乎没有前者,义乌仍是那个小商品的义乌、温州仅是那个民营企业兴盛的温州。而有了前者,我们更多了一分底气,特别是在面对所谓“世界的”“现代的”眼光打量时,不觉得局促或怯场。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力量。为什么共同富裕一定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,为什么文化会成为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,这个感觉不就是提示么?

从公平视角看,文化资源分配是丈量基本公共服务的一把尺子。文化的特征是看似不紧急却非常重要,短时看似乎是需求层次中的“闲事”,长期看却是社会的魂魄。因此,一个地方文化资源能够达成较为公平的分配、文化服务能够实现共享,往往是其他更基础的公平趋于达成的结果。当教育资源逐渐趋向平衡、创新机会不断共享、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接入性鸿沟渐渐弥合;当城乡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“教学名师”、当创业的青年不会受制于制度性壁垒,我们就会有余力想到,派出大巴车把图书馆送到老乡们的门口,老乡们也才有“闲心”“闲情”排在图书馆借书。

从发展视角看,文化生活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终端呈现。对于什么是现代化,哲学学者孙正聿曾提醒我们注意一些经济指标之外的东西,比如日常生活的科学化,比如日常消遣的文化化。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是不可能靠一两个指标标定的,是不可能靠一两个项目拉动的,是不可能靠一两个抓手达成的。它的好,只能是持久的“驱万途于同归”的过程。有人注意过这个同样“小”的新闻么?2020年中国首轮抗疫后复工复产,浙江是全国开业影院最多的省份。这类细节中的发展“味道”,值得我们咀嚼一下。

放在历史中想想,中国富起来的时间并不长,而且始终伴随着艰苦“追赶”的压力。因此我们对何谓“富”的理解和定义,一直在不断拓展中。这当中,文化又曾经是离“富”的指标、“富”的标准较远的一个词,或是到改变乡风民俗时才能用到,或被当作“富口袋”也要“富脑袋”的实用性知识——而这样的理解,或许又反证了我们富得还不够。今天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,是中国由富而强的必然要求,其实,这也内藏着一种从更高层面定义富裕的超越性眼光。

相信浙江会展现这样的眼光。

【作者为光明日报社评室主任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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